一
潘光旦先生不是社会学科班出身，但他因家学渊源，从小就养成好读书的习惯。不独中文底子很好，外文（主要是英文）也学得特别出色。英文写作词汇丰富，文采风流，深为师友所赞许。20岁出头，他便博览群书。他对中国古典文献的钻研既广且深，经、史、子、集之外，小说、稗官野
潘先生不仅博览群书，而且读书有得。在清华学校9年，他总是考第一。1922年选读梁启超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课程时所写读书报告《冯小青考》，深得梁氏赞赏，批云：“以吾弟头脑之莹澈，可以为科学家；以吾弟情绪之深刻，可以为文学家。望将趣味集中，务成就其一，勿如鄙人之泛滥无归耳！”在美国读大学本科时，他按照常规插入三年级（清华学校毕业生学术水平相当于美国大学二年级肄业生），半年后因成绩特别优秀，所在大学教务长写信向他道歉，说他是应当插入四年级的。
潘先生平易近人，热情好客，从来不摆大学者、名教授的架子，所以他家常常是“高朋满座”。他住在城内青莲街学士巷时，我独自去拜访过。他迁到市西郊大河埂居住时，我和张宗颖一同去过几次，每次都能喝到潘夫人自制的清甜的豆腐脑，一次遇见过后来蜚声国际的大数学家陈省身及其夫人，一次遇见过后来闻名遐迩的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。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潘先生这种平易近人的性格。昆明府甬道有个清华人宿舍，其中十几位住户常在客厅深夜打麻将，既扰邻居，还引来小偷，有人告到潘先生那里，他写信给那些麻将客说：“听说你们近来常打麻将到深夜，这不好，希望你们刹住。”但他话锋一转，又说：“其实这种困难时期打打麻将也没什么不好，娱乐一下也不错，我也偶尔打打，只是应该找合适的时间。”接着话锋再一转：“如果各位有兴趣，不妨找个星期天，到舍下打几圈，如何？”从此以后，府甬道清华宿舍再也不闻麻将声了。潘先生幽默风趣，喜欢开玩笑和自我调侃。1937年，清华大学在长沙岳麓山建新校舍，其旁有一农业学校，其蚕室占清华新址一角，洽让成功。同年11月1日，清华与北大、南开联合组成长沙临时大学开学后，拟以此蚕室作为土木工程系教师宿舍。一次，潘先生和冯友兰、陈岱孙、施嘉炀（土木工程系主任）三教授前去查看，潘先生笑问施先生：“公等何日可下蚕室？”（中国古时受宫刑者的牢房称为蚕室）冯先生听后叹道：“真是文章误我，我误妻房。”有一次，潘先生在清华园雪地里架拐行走，一个小男孩发现其留下的印迹，以为是什么小动物留下的，追踪到他时对他说：“我几次发现这种印迹，以为是小狗小猫留下的，原来是你。”潘先生觉得好玩，回到家里笑嘻嘻地把这件事告诉了家人。被错划成右派后，潘先生目力日弱，有人开玩笑说：“你这人眼力不行，立场、观点都有问题。”他答道：“我不仅立场、观点有问题，方法也有问题，因为我架的是两条美国的拐杖。”潘先生还有妙语三则：一、清华社会学系毕业生周荣德和冯荣女士结婚时，潘先生赠一横幅，上书“一德共荣”四字；二、清华女同学黎宪初在校时，与欧阳采薇等四女生被称为“四喜元子”，她选在1月15日结婚，宴客于“三和酒家”。潘先生赠喜联云：三和四喜元夜双星；三、赵访熊教授结婚日大雨，有客说：“天公太不作美。”潘先生却说：“既云且雨，天地交泰之象，是天公为新夫妇现身说法，大可贺也。”
潘先生有几件逸事很值得一提。1936年，潘先生住在清华园新南院11号。他家种的一株葫芦藤上结出一对并蒂葫芦，非常对称。有关专家告诉他，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大约是亿兆分之一。他非常珍视这对并蒂葫芦，将其书房命名为“葫芦连理之斋”，并请其舅父书匾挂在斋前。七七事变后，他把这并蒂葫芦带到了西南联大。1946年清华北返时，又将之携回清华园，慎重地藏在一个特制的三角形葫芦柜里。“文化大革命”时，红卫兵抄家，把他珍玩30年的这对并蒂葫芦随便丢弃在他家后门外。邻居费孝通先生实在不忍，捡回藏在自己家中。后来又经过一些波折，直到1989年，这对葫芦才回到潘先生大女儿手中。另一件事，1939年，潘先生为了证实老鼠肉究竟是不能吃还是人们不愿意吃，说服家人做了个试验。昆明的老鼠又肥又大，他一次捕杀了几只，将肉洗净，用香油辣椒拌炒，请来客人共餐，先不说明，等客人吃了以后赞美时才揭秘。这件事经媒体曝光，一时震动了整个昆明。后来听说有位教授夫人因其丈夫吃了潘家老鼠肉，威胁要离婚，不知确否。不过，当我问潘先生小女儿鼠肉味道如何时，她却说：“很好吃，又香又脆。”
二
关于吴先生的为人处世，凡与他相识的人，一般都认为他正直、诚实、善良、天真，特重友谊，乐于助人。特别是他与清华同学吴芳吉和亦师亦友的陈寅恪的忠实、真挚而坚贞的情谊，更是广为人所乐道。但是，由于他一方面信仰孔子、释迦牟尼、苏格拉底和耶稣基督，一方面又深受西方浪漫文学，特别是19世纪英国浪漫诗人的影响，他的一生又充满了奇特和矛盾。季羡林先生在为《回忆吴宓先生》一书写的序中说：“雨僧先生是一个奇特的人，身上也有不少的矛盾。他古貌古心，同其他教授不一样，所以奇特。他言行一致，表里如一，同其他教授不一样，所以奇特。别人写白话文，写新诗；他偏写古文，写旧诗，所以奇特。他反对白话文，但又十分推崇用白话写成的《红楼梦》，所以矛盾。他看似严肃、古板，但又颇有一些恋爱的浪漫史，所以矛盾。他能同青年学生来往，但又凛然、俨然，所以矛盾。”其实，吴宓一生的奇特和矛盾，还不只季先生说的这些。比如他非常反对说谎，但他投考清华学校时年已17，超过了规定的最高年龄15岁，他就瞒了两岁。比如他有时很谦虚，认为自己不够资格任清华国学研究院院长，只能做个相当于“执行秘书”的主任，但在筹办及出版《学衡》杂志时，却不顾同人的反对，硬是自任总编辑，并大言不惭地称《学衡》非社员之私物，“乃天下中国之公器”，“乃理想中最完美高尚之杂志”。比如他一生不知恋爱多少次，朋友、学生访谈时，约定除学问爱情外，其他一切免谈，但又写诗云：“奉劝世人莫恋爱，此事无利有百害。”比如他平时外表严肃，彬彬有礼，但在昆明时看到有家牛肉店取名“潇湘馆”，他却认为亵渎了林黛玉，提着手杖去乱砸该店招牌，像蛮横的国民党伤兵一样。比如他力主真诚坦率，曾当着胡适的面说想杀他，当着他苦恋的毛彦文的面谈他与其他女子的恋情，但在报复友人劝他促使他与已离婚妻子陈心一复婚时，却像《红楼梦》里赵姨娘一样，偷偷地搞巫术，“于静夜在室中焚香祷神，咒诅其人速死”。他的奇特行为，也真叫人长见识。比如一般人宣传自己的著作，即使不夸张，也不会自损。1935年他在《大公报》上为《吴宓诗集》做广告时却称：“作者自谓其诗极庸劣，无价值，但为个人数十年生活之写照，身世经历及思想感情之变迁……所作之诗极少删汰，亦未修改。”一般人谈恋爱，最希望能结婚。吴宓苦恋毛彦文多年，但在毛哭着要求嫁给他时，他却狠心拒绝。吴宓一生这样的例子还很多，我们这里不再一一列举了。他的学生钱锺书对他的评论入木三分，说“像他这种人，是伟人，也是傻瓜。……最终，他只是一个矛盾的自我，一位‘精神错位’的悲剧英雄。在他的内心世界中，两个自我仿佛黑夜中的敌手，冲撞着，撕扯着”；“吴宓先生的心灵似乎又处在一种缺乏秩序的混沌状态――每一种差异在他脑海里都成为对立。他不能享受道德与植物般平静的乐趣，而这些是自然赐予傻瓜、笨伯与孩子的礼物。……隐藏于他心理之后的是一种新旧之间的文化冲突”。
的确如此，吴宓出生于晚清儒臣之家，17岁以前，饱读儒家经典。进清华学校之初，适逢辛亥革命，开始时他思想很不通，后因时代潮流和广大同学裹挟，才暂时改而拥护革命。不过，儒学在他思想中已深深扎根，而且爱屋及乌，不分皂白地珍视深受儒学影响的几乎一切中国传统文化。因此，1917年1月《新青年》2卷5号发表了胡适的《文学改良刍议》一文、新文化运动揭幕后，他就很反感；留美期间，对“五四”时期的“打倒孔家店”运动尤其恨之入骨，并与少数友人梅光迪、柳诒征等计划回国来唱对台戏。他不独反对当时的学生运动，连男女同校这一新鲜事物也不能容忍，1920年4月28日，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乃吾国今日之丧心病狂者流，竟力主男女同校。”同年6月21日又记道：“人方依古制，履行旧典，着重于道德宗教。而我国中学生，则只知叫嚣破坏，‘革命’也，‘解放’也，‘新潮’也。相形之下，吾之伤感为何如乎？”1921年6月回国时，他为了到东南大学与梅光迪等人筹办《学衡》杂志与《新青年》对抗，竟拒绝了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月薪300元的主任教授职务，就任东南大学月薪160元教授。他无视儒学中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事实，一味尊崇孔子及其学说，欲将孔子作为道德理想之寄托与人格理想之体现，以孔子的道德人格改造世道人心。1927年6月，他在王国维灵前行跪拜礼。同年9月22日，他在《大公报》发表的《孔子之价值及孔教的精义》一文中说：“（孔子）常为吾国人之仪型师表，尊若神明，自天子以至庶人，立言行事，悉以遵依孔子、模仿孔子为职志。又借隆盛之礼节，以著其敬仰之诚心。庙宇遍于全国，祭祀绵及百代，加赠封号，比于王者；入塾跪拜，与祖同尊。”他这样说，当然是劝诫人们要这样尊崇孔子，从而也崇拜天子、王者。但是，他却不知道，或是不承认这一铁的事实：自鸦片战争以来，儒学在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斗争中，屡战屡败，致使中华民族几难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以儒学立国的清王朝崩溃了，提倡读经、读曾国藩家书的蒋介石政权担负不起救亡图存的责任，然而他还是执迷不悟。解放前我们在武汉大学是同僚，他对我这个以前的学生参加进步活动是心存不满的。虽是邻居，从来不和我打招呼；我虽然偶尔默默地帮助他开门（他独居一室，往往回家来不会开锁，进不了屋），但心里也有些嫌这位以前的老师太顽固、保守和落后。武汉解放前夕他离开了武汉大学，显然是不愿留在解放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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